这句著名的论断阐述的是个人的地位问题，与之民主的姿态上，仍然适当。

如安徽劣质奶粉案中，诸多受害儿童家长不去法院诉讼，而是向媒体控诉。再次，媒体应当深入了解司法裁判的真实过程，更好掌握法制新闻报道的规律，恰当发挥其在法院审判修辞中的听众作用。

在佘祥林案、赵作海案中，媒体在跟踪案件处理进程时，对司法机关的运行过程持有的也多是批评口吻，如"湖北佘祥林'杀妻'案：冤案是怎样造成的"、"赵作海冤案疑点明显，公检法均失职致一错再错"等。在以法官为言谈者的审判修辞关系中，大众媒体是法官不得不考虑、同时又不受司法程序约束、而且能积极影响司法进程的听众。法院社会公信力的提高，意味着修辞者人格魅力的提高，这将对修辞效果产生重要的影响。媒体在法官主导的司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媒体既是司法审判过程的倾听者，又是审判方向的影响者，而且能够强烈地影响审判中其他听众的价值选择。理性公众还包括关注该案的新闻媒体。

但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我国媒体与法院之间的关系趋于交恶。这将促使媒体主动提高自身法院审判修辞听众的质量、提高团体成员的法律修养，尝试根据法律标准正当评价各类热点案件，与法院形成良性互动的修辞关系，共同推进法院社会公信力的提高和媒体的健康发展。有私毁亭舍，涂抹姓名者，监察御史、按察司官以时按视，罪如律。

(14)关于ADR运动，参见陈弘毅：《法理学的世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8页。从韩非子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尧舜时期的纠纷已经比较繁多，孔子用"败"字形容当时的社会风气，这种社会风气的"败"坏，与原始部落后期的经济发展有关，也与当时即将形成国家的历史背景有关。以《断案精华》(41)中所载的于成龙的两件判牍为例： 村民郑立仁的耕牛有一次进入了同村顾福宝的田中，吃了顾家的豆苗。第四，参与调解者除当事人、调解人，还有各个方面的证人，这些证人由于多与纠纷人长期接触，了解情况，对是非的判断较为准确。

"(18) 范愉教授的《纠纷解决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概念、定义和设想，可以说在开拓新思路方面是一部力作。"《弟子规》言："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

⑨顾炎武：《日知录·卷八·政事·乡亭之职》。它是一种有限制、有范围的"和解"，而不是不论是非、不论正义非正义的调和。④ 成书于西汉年间的《周礼》对"调人"职掌的叙述，有可能存在着对西周礼治的溢美，也有可能将后世的一些制度篡入其中，但是其对西周存在着较为完备的调解制度和程序的记载则是可信的。如宋代以后广为流传的《三字经》言："父子恩，夫妇从。

一种是纠纷发生后，当事人诉讼到官府，经由一定的程序后，若当事人更愿意在公堂外由基层社会组织调解下解决纠纷，则可以撤销诉讼，由官府委托当地的乡官、耆老、族长等调处，以庭外和解了结纠纷。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对调解传统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有一个较为准确的判断。中国的调解制度与西方开始于上一世纪70、80年代的ADR运动以及近年来"恢复性司法"是否有着殊途同归的趋势等等，这些问题并未得到深入的研究。司马光说这种丢人的事，为乡里耻笑，告诫子孙以此为戒。

当一切案件都可以用"调解"的方式解决时，法律正义的理念岂不成为妄想和空谈。民国时期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调解制度基本做到了"调解工作的制度化和法律化"、"调解组织形式的多样化"，并形成了与现代社会法律相适应的"自愿原则"、"合法原则"、"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原则"。

(28)东魏时，苏琼任南清河太守，郡中百姓乙普明兄弟二人为争田产而对簿公堂，为双方上庭作证的多至百人。"而对皇帝下诏息讼则持有赞赏的态度："太宗皇帝乾德二年正月己巳，诏应论诉人不得蓦越陈状，违者科罪。

黄宗智教授统计巴县98例中作出明确判决的有69例，宝坻45例中有38例，淡新78例中有63例。"下篇"又集近人的采风所记，涉及到京兆、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山东、山西、河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湖北、湖南、陕西、甘肃、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新疆、热河、绥远、蒙古、青海、西藏、苗族等地。【关键词】调解制度 民间调解 官府调解 统调解 有关中国的调解制度，研究成果甚为丰富。而且这一理念在现代社会中也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近代的中国社会法律虽然发生了质的变化，但是由于这些变化多与发达地区和城市关系密切，在基层，传统依然延续。" 此段下，顾炎武注释道： "宣德七年正月乙酉陕西按察佥事林时言：洪武中天下邑里皆置申明、旌善两亭，民有善恶则书之，以示劝惩。

本文以传统为视角，通过对蒙书、家训、官箴书、政书以及一些案牍、书判、地方官告示和孔府档案中的有关资料①分析，深入解读中国传统调解制度的形成和执行途径，解读调解制度的社会影响，解读这一制度之所以能在近代"改而不废"的原因。(20)中国自古有"家丑不可外扬"、"居家戒讼，讼则终凶"的古训，所以在熟人社会中，纠纷的解决很大程度上便依赖于亲人和邻里的调解：借贷、土地租赁、土地买卖契约中的"中人"、婚姻中的"媒人"，在纠纷发生时都会以"中间人"的角色在调解说合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关于更详细的各种有关中国调解制度的研究观点，参见强世功编：《调解、法制与现代性：中国调解制度研究》的"导言"，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当这位重臣醒来，发现钥匙被偷后活活气死。

这个不光彩，不仅仅是诉讼者个人可能会身背"好讼"的恶名，而且整个家族都会感到脸上无光。(50)这种调解，虽然表面上温和，但实质上无疑是一种强制性的调解。

黄宗智教授通过对巴县、宝坻、淡新诉讼文书的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清朝的民事诉讼经过三个不同的阶段，"最初阶段"是由诉讼当事人按照既定的格式写好诉状，告到官府。(16)参见侯欣一：《中国传统调解制度》，2006年5月7日天津商学院学术交流中心讲座。但是，不能简单地将中国调解的传统与"ADR运动"、"恢复性司法"等一些源于西方的新的司法概念和措施相等同。因为追求无讼，"息讼"便成为地方官治理地方的要务。

" 与此记载相吻合的是明律中也出现了"拆毁申明亭"的规定： "凡拆毁申明亭房屋及毁板榜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因此，可以断定中国的调解制度之所以能自古至今兴盛不衰，决不可能只是靠制度条文的完善，也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一种简单、经济而又有效的纠纷解决方法。

应该指出的是，调解制度所追求的和谐，并非是无原则的调和。第二，解决纠纷的最好方法不是打官司，而是"以理"调处。

又命属下将兄弟二人以一铁索系之，使他们一刻也不能相离。在商品经济发达的今日社会中，尤其在一些大中城市，一些调解的依据自然也失去了农业社会中的那种合理性和有效性。

这种调解可以称为"诉讼外调解"，也就是我们习惯上说的"说合"。"(32)近人采风，至山东发现大多数地区，历城一带依然保持着这种以讼为耻的传统："郡属之民畏见长官。将两者对比，可以看到大部分地区"古风犹存"。诉讼的母子在崔府中母慈子孝，看到太守对母亲无微不至的侍奉，深受感动，母子乞求归乡。

而明代更是将基层负责人解决纠纷的责任制度化。其户婚、田土等小事，许里老于此劝导解纷，乃申明教戒之制也。

真宗咸平元年七月，诏所诉虚妄，好持人短长，为乡里害者，再犯，徒。如果换成我们现代的话就是"双赢"的思维。

'"③历山的农民田界不清，舜到历山，与农人一起耕地，一年后，划分清楚了田界。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